美国多地举行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致交通受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进入新常态后必须迈过的一道槛。

正常的经济起落只是经济景气周期的外在表现而已，而但凡严重的经济危机背后都有重大的经济风险或经济泡沫在起作用，比如经济泡沫的破裂和经济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但经济起落并不一定就酿成重大的经济危机。

这是博弈和傻瓜两个词合二为一而来的，其意思非常好理解，就是傻瓜之间的博弈。再拿经济危机这个现象来说，经济确实是有起有落，这是自然规律。总之，经济现象就是经济现象，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那些利用我们对经济规律的尊重来误导我们去尊重经济现象的人是错误的，甚至有时是别有用心的。更何况，即使没有这些工具，人类对泡沫的感知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人类早就创造出了诸如市盈率、市净率等衡量金融产品价值的工具，可以说我们并不缺乏发现泡沫的工具。

人类发展到现在跟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是天壤之别，这就是研究和利用自然规律的结果，而不是尊重自然现象的结果。这些人混淆了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的区别：经济现象背后确实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但它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早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

因此，简单地降低国企高管薪酬，尽管表面上可以节约工资支出，但这些节约很可能大大低于央企高管怠工或寻租所造成的损失，可谓得不偿失。在上述例子中，取消100万的职务消费，改为发放60万元的工资，这样一来企业成本降低了40万，而高管的效用也增加了10万。不仅如此，2012年李华林在管理层激励期权上大赚了一笔，至少有1.7亿港元。例如，如果除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之外，允许腾讯、阿里获得电信牌照，完全平等地与三大电信公司竞争，那么三大电信公司就会承受巨大的竞争压力，而垄断权力和垄断利润的下降，自然会降低央企高管腐败。

当然，如果官员从政府辞职下海来应聘高管，那是应该允许的。例如，中国四大银行一把手的年薪都低于200万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华尔街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行经理，甚至出现了不少央企一把手的待遇比自己下属还低的倒挂现象。

一个例子是：中组部2012年3月19日宣布，已经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升为副部级单位，其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已统一由保监会移至中组部。但如果央企高管都拿低薪，这依然有问题：第一，有能力的、没能力的，有业绩的、没业绩的，大家都低薪，也不公平。对于央企改革而言，打破行政垄断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可能比内部的体制突破更为有效和可行。还有就是国企高管利用手中大权，高买低卖实现利益输送。

因此，可以规定：凡国有股比例低于50％的企业，不得提名具有行政级别的人士担任高管。习近平指出，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四风的深化，国有企业要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表率。由此可见，把职务消费显性化为工资收入，其实对高管和企业都是有利的。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从淡马锡的经验看，这一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政府要学会从任免国企高管，转变为任免董事会成员。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之所以不放心，还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真正有能力、有责任的董事会，所以政府就直接越过董事会去任免高管了，结果董事会就沦为橡皮图章。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

一旦失去垄断的屏障，市场竞争的压力会自动迫使央企减少腐败、提高效率。第三，混合所有制为党管干部退出国企领域提供了条件。第三，高管内部有能力和业绩优异的，但更不乏混日子的、没有能力和业绩的，或者象李华林那样有背景的。虽然央企的高管待遇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否通过降薪、取消职务消费就能解决问题？我看未必。只有迈出这一步，现代公司治理的框架才能形成。如果国企高管可以享有消费定额，那就相当于增加了一笔指定用途的收入。

中央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国企薪酬虽然大大高于同级别官员，但却大大低于类似规模的民营或外资企业高管。

之所以如此纠结，根子还在政企不分这一老问题。换言之，如果你出任高管，就必须明确放弃所有的行政级别，与官员身份彻底切割。

因此，我们可以把职务消费视为收入的一部分，只是要打个折扣，例如100万元的职务消费给高管带来的效用可能只相当于增加50万元的收入。只要国企高管是由组织部门任命、保留行政级别，就无法确定一个既激励相容又体制内公平的待遇水平。

随即，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就表示，坚决拥护金融高管降薪，不折不扣执行。出路何在？ 第一，国企高管的身份应该明晰化为经理人，不能停留在既是官员又是企业家的混沌状态。央企高管收入，真应了那句歇后语：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第四，国企改革的目光不能局限于国企本身。

2012年美国银行CEO布莱恩?莫尼汉的薪酬高达1200万美元。第二，社会公开选聘国企高管的困难在于，政府对非体制内人士不放心。

现在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来带动国企体制的改变。那么，是否应该取消职务消费并大幅度提高央企高管收入呢？这样也行不通：如果央企高管与同级别官员的收入差距过大，就会诱发套利，官员都会设法到央企去挣钱。

第四，薪酬过低，会加剧道德风险，引发更多的腐败。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产生，也和薪酬过低有关。

不让明着拿，就偷偷拿，于是职务消费就应运而生：职务消费是消费而非收入，但却具有收入的效用。凡此种种，皆表明一些央企已沦为内部人硕鼠的豪门盛宴，成为权力套现和腐败寻租的温床。可见国企限薪首先是官员整风的延伸：既然国企负责人是组织部门任命的，并和官员一样具有行政级别，且日后还可以做官，那就必须和官员一样被整风。众所周知，垄断是腐败的温床。

原则上，应该禁止官员担任国企高管，因为做企业与做官需要的能力是皆然不同的。其实，在现行的党管干部体制下，央企高管薪酬某种程度上是个无解的难题。

如果央企高管都拿高薪，这当然不公平：第一，同样级别，央企高管的待遇远远高于政府官员。周永康之子周滨最重要的赢利模式就是与中石油做买卖。

现在民企的担忧之一就在于：民企与国企结婚之后，政府会不会继续党管干部？如果是这样，那企业体制就很难有实质性改变。官员认为央企高管待遇太高，央企高管认为自己待遇实在太低（与跨国公司相比）。